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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画山水 推荐 黄永砯:说话不是我的本分 我的作品是沉默的

2017-01-19

  (原标题:黄永砯:说话不是我的本分 我的作品是沉默的)

  今年年初,黄永砯获得2016年德国“沃夫冈罕奖”,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人。用该奖的特邀评委、香港m+美术馆首席策展人郑道炼的话来说,黄永砯的艺术创作已经超越了国界和文化,充满了令人敬畏的庄严感、不可思议的图像学特性以及缜密的智性思维。黄永砯是这个时代的吟游诗人。

  而他也是一位喜欢保持沉默的“吟游诗人”。在黄永砯为数不多的媒体发声中,总是惯常以一种“黄永砯反对黄永砯”的诡辩式回答使听者陷入迷惘。近日,在方所书店成立五周年之际,黄永砯极其罕见的,在广州和成都两地进行了两场名为“或者沉默,或者乱说”的演讲。本报记者借此机会对黄永砯进行了专访。

占卜者之屋占卜者之屋

  不要相信黄永砯

  是理解黄永砯的要点之一

  黄永砯早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,毕业时正值“85思潮”,那个年代最先锋的艺术家思考的问题是“个性解放”,黄永砯却已经开始致力于在作品中去除掉一切主观的痕迹。他做了一个罗盘,用掷骰子的方式,靠随机性画出了自己的毕业作品《非表达绘画》。

  那是黄永砯为数不多的架上作品,因为他很快就彻底抛弃了画笔。黄永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起的“厦门达达”是当时最叛逆的美术运动群体。这个群体最着名的行动是在一次展览之后把所有作品一把火烧掉,然后在焚烧现场的地面上用灰烬写了一句口号:“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”。当然,黄永砯并没有践行他的“誓言”,否则现在的世界上不应该有艺术家黄永砯了。艺术评论家费大为曾经说,理解黄永砯的要点之一是“千万不要相信黄永砯”。

  黄永砯对哲学研究颇深。他研究禅宗、周易、道教,还有维特根斯坦、杜尚、博伊斯……但据说,他最爱的还是维特根斯坦。“世界上有一部分事物是不可言说的,对于这部分不可言说的事物,我们只能保持沉默。”黄永砯给维特根斯坦的这句名言添上自己的解释:“或者保持沉默,或者乱说”。

  在黄永砯看来,语言本身是值得怀疑的事物,而沉默则是更为可靠的发声方式。他所欣赏的美国先锋音乐家约翰·凯奇曾经做过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消音室,然后发现进入其中可以听到两种本来听不到的声音,一个是身体里血液的流动,一个就是精神的声音。“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声音,当你完全沉默的时候一定会有另外的声音出现;而当你在说的时候却很危险,因为你可能正在乱说。”所幸的是,一个这么不信任语言的人是艺术家。“说话不是我的本分,我的作品都是沉默的。”

  他沉默的艺术品体量巨大,不发一言,却在视觉和心理上极大挑战观众,使他们情不自禁陷入到一些宏大命题的思索:关于人、关于人的欲望和野心、关于人和世界的关系,也关于宗教、历史、自然和宇宙。

  最近,黄永砯最受关注的作品莫过于在巴黎大皇宫里展示的“帝国”。一条巨型海蛇骨架,盘旋在由305个集装箱组成的8座绵延山脉上,中间是吊车搭建的拱门,拱门上放置拿破仑一世1807年2月在埃罗战役中所佩戴的双角帽,该作品总重量为980吨。

  总有人追问黄永砯各种符号的寓意。比如:为什么是蛇骨?它象征着什么?为什么总是动物的标本?为什么它们的头不见了?但黄永砯拒绝回答这种问题。他保持沉默,或者反问:“作品在那里,为什么还要阐述?”再或者他会回答:“没有为什么。”

帝国帝国

  毕业作品我只设计了程序

  过程和结果都是随机的

  广州日报:最近在看什么书?

  黄永砯:约翰·凯奇的《沉默》,2015年的最新版本。约翰·凯奇是美国的前卫音乐家,最着名的作品叫《4分33秒》。音乐会上,他坐在钢琴旁,打开琴盖,但不做任何事情,台下的观众各种骚乱。到4分33秒,约翰·凯奇把钢琴架盖上,宣布演出结束。“沉默”是约翰·凯奇创造的核心概念。20世纪80年代,我在一本中国发行的介绍世界音乐史的小册子的末端,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概念。当时我也在开始接触一些中国的传统,禅宗的书、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经典。可以说当时我在同时接受两个传统,一个是中国的传统,一个是西方的现代传统。

  约翰·凯奇是音乐家,对西方的音乐传统非常熟悉,但当时促使他做这样一个革命性改变的有两个原因,一是铃木大拙当时在美国做的禅宗讲座,一是《易经》。我知道约翰·凯奇用《易经》做音乐之后,又开始有很大的兴趣去研究《易经》。这个巧合非常重要:我是通过一个美国人去了解《易经》的,正如这个美国人是通过一个日本人了解东方禅宗。所以我觉得文化的传播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一个“他者”完成的,“他者”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  广州日报:您从美院毕业的时候,毕业作品叫《非表达绘画》,这个绘画也是直接受到约翰·凯奇的启发?

  黄永砯:约翰·凯奇是这样用《易经》做音乐的:声音、节奏、速度和力度都事先做好了图表,再根据《易经》的卜卦方法,抛掷上万次的硬币来对图表进行选择,靠随机性来完成整部作品。我的《非表达绘画》是把画布分成八个等份,等于是一个八卦;然后我做了个八等份转盘,转到哪里就在画布上的哪个位置画上一笔,这一笔的颜料是由骰子去选择25种颜料中的一种。这25种颜料都不是非常规颜料,没有油画,没有水粉,而是油漆,洗笔油,脏水之类的。等于是我设计了一个“怎样完成作品”的程序,但这张作品的完成过程和它的结果完全是随机的。

  广州日报:当时正值“85新潮”,最前卫的艺术家是脱离原来的意识形态,做个性化的表达。可您的作品却是将“主观”也打掉了:不做自我表达,把作画的主动力交给随机性?

  黄永砯:我们画一张画,人家总要问你想表达什么东西。而且因为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讲究个性解放,所以这种个性的表达就更重要了。但我觉得只是这样还不够。因为我们还没有辩论什么是自我,什么是个人,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。当然艺术家都是很简单的,说我爱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,但我反对这种倾向。作品产生之后就不再受艺术家控制

  广州日报:您的作品《帝国》,官方宣传册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,比如集装箱象征全球化,拿破仑帽象征军事、政治等。这是您心目中的标准答案吗?

  黄永砯:“标准答案”这个词不是特别妥当,因为这不是考试。艺术创作没有一个事先约定的东西。艺术作品本身是生长中的事物,当它产生之后它还在生长,这个生长过程,就包括对它的各种解读、看法。

  广州日报:您在讲座中说的一句话很有意思:如果一般的观众都能看透艺术家,艺术就不存在了。但您关心观众是否理解您的作品吗?

  黄永砯:我在创作的时候没有设定观众,作品不是为观众而产生,作品本身是超越个人的——当然它有公共性,它需要展览,但观众的群体是不固定的。一个观众今天说看不懂,但他明天可能看得懂;他永远看不懂也没有关系,总会有人看得懂。作品是为了某些观众,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,是什么样的观众。

  我其实不太关心别人能不能看得懂我的作品,我甚至不太关心评论。作品产生之后有它自己的生长过程,它有生命,所以不是艺术家能控制的。昂贵不是装置艺术本质的东西

  广州日报:据说您毕业之后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4年学的东西,用了10年的时间才呕吐干净。”回头来看,学院教育是否真的对您毫无意义?

  黄永砯:如果呕吐是有意义的,就不能说吃下这些东西是没有意义的。

  广州日报:怎么看待您在几十年前抛弃的架上艺术,依然是国内审美的主流?包括学院教育?

  黄永砯:这个没关系,因为世界是多样的。学院之所以存在,是因为有人需要它,但我不需要。

海蛇海蛇

  广州日报:有人说装置艺术是昂贵的艺术,必须得有很大的资金量。所以装置艺术在国内很难发展起来。您同意吗?

  黄永砯:这完全是误解。我在20世纪80年代做装置艺术是去街上捡东西,别人不要的东西,我拿来用。当别人不要的东西就是你需要的东西时,你就有了无穷的来源。所以我说年轻人应该面向社会。我不否认某些时候装置是昂贵的,但这不是它的本质。

  广州日报:当代艺术,是不是观念比技巧更重要?

  黄永砯:不能这么说。应该说:人很快就被技巧所吸引,而且人习惯看表面的东西,因为太容易。在这个意义上,观念比技巧更难做到。黄永砯,1954年生于福建厦门,1989年移居法国,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离开中国之前,他是激进艺术运动“厦门达达”的发起人。二十年来,黄永砯用作品探讨了当代许多重要话题如冲突、经济、宗教、自然等,他的作品经常被喻为具有哲学意味的寓言。

  来源:广州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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