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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汉墓出土龙纹铅饼初探

2017-01-18
交大汉墓墓顶天象图 交大汉墓墓顶天象图

  来源:中国文物报 姜宝莲 赵强

  2015年,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,在发掘的西汉时期竖穴土坑十六号墓葬(m16)中,出土了26枚圆形“龙纹铅饼”和6枚龟背纹椭圆形器,同时出土的遗物还有铜镜、五铢钱、釉陶壶、釉陶鼎等。

  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首次明确在墓葬中发掘出土的白金三品货币,为人们研究西汉武帝时期铸造的白金三品货币,并破解“白金三品”的身份之谜,提供了直接的证据,其历史价值不容小觑。本文针对此墓中出土的“龙纹铅饼”,就如何正确解读“龙纹铅饼”承载的文化信息等问题谈一些粗浅认识,亦希望能对结束长达百年的学术聚讼,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助益。

  一、出土的“外文铅饼”应为“白金三品”之龙币

  据《史记·平准书》记载,汉武帝在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“乃以白鹿皮方尺,缘以藻缋,为皮币,直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,必以皮币荐璧,然后得行。又造银锡为白金。以为天用莫如龙,地用莫如马,人用莫如龟,故白金三品:其一曰重八两,圆之,其文龙,名曰‘白选’,直三千;二曰以重差小,方之,其文马,直五百;三曰复小,椭之,其文龟,直三百。令县官销半两钱,更铸三铢钱,文如其重。盗铸诸金钱罪皆死,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”。从《史记》记载可知,白金三品货币的形状、纹饰、比值是有明确规制的,三种币的形状分别为圆形、方形、椭圆形,三种币的纹饰分别是龙纹、马纹、龟纹,三种币的比值分别为值三千、值五百、值三百,其中龙纹币的比值是龟纹币的10倍。

  可喜的是,“白金三品”因考古发掘而渐趋丰富的资料,为进一步做深入研究,提供了重要条件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在陕西西、扶风县、眉县、甘肃灵台、安徽六安县等地,均发现有一种饰有龙形图案的圆形铅饼。1990年在陕西眉县常兴镇发现的一处西汉时期窖藏,也出土了1枚铅质圆形龙纹币、3枚铅质方形马纹币、1枚铅质椭圆形龟纹币,同出的还有四铢半两钱币。当年,陕西宝鸡又发现材质相同的龙纹币2枚、马纹币2枚、龟纹币1枚。而早在1986年,安徽六合县还出土了铅质的龙纹币2枚、马纹币1枚、龟纹币2枚,同出的还有2枚五铢钱。以上三地,“龙”“马”“龟”三种货币均有成组出土,这恰与《史记》所记“白金三品”相合。通过对陕西眉县出土物实测,龙纹币重118.5克、马纹币重20-22克、龟纹币重15克。就重量而言,龙纹币大约是龟纹币的8-9倍,与《史记》记载比值非常接近。

  众所周知,《史记》成书于西汉武帝时期,与铸造“白金三品”正好处在同一时期,可以说《史记》对于“白金三品”的记载,自然是可信的。何况,当发现圆形龙纹币、方形马纹币、椭圆形龟纹币,这些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,与史书记载完全吻合时,人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确定无疑地认为,这些实物正是西汉武帝时期所铸行的特殊货币“白金三品”,而且从此,“白金三品”曾经迷离不定的身份就有了明确归属,“白金三品”的历史身世也终将显露其“庐山真面目”。

  如果将2015年扬州汉墓中出土的“龙纹铅饼 ”和椭圆形龟币,与已经发现的“白金三品”做一比较,不难发现,二者在形状、纹饰、铭文、戳记、重量、尺寸等特征上高度一致,据此审视扬州汉墓中出土的实物,显见并非什么外国的东西,恰恰相反,它们是地道的中国物品,将所谓“外文铅饼”视为“白金三品”之龙币,将龟背纹椭圆形器视为“白金三品”之龟币,显然更加合乎史实。

  二、回归根本解读“龙纹铅饼”的戳记与符号

  关于“龙纹铅饼”或者说“白金三品”之龙币身份的讨论由来已久,讨论的重点是已发现的三百多枚“龙纹铅饼”上均有的一圈符号和在一圈符号内均有的两个阳文戳记“少”字(见图三),焦点是究竟怎样解释这一圈符号的含义。不过,遗憾的是,讨论了百年之久,尚无任何一个解释,能够令所有人信服。

  最早对带龙纹圆形铅饼做出解释的是郑文焯先生1913年发表在《神州大观》的一篇《腊丁金槃》,文中解释了龙纹铅饼凹面的一圈符号,认为这一圈符号是“外文”。自此之后,“外文铅饼”之说似乎得到了学者一致认可,逾百年之久,而几成定论。国内持此说的代表性学者如蔡季襄就认为其中“有几个古希腊文,有几个古拉丁文”,外国学者则有密兴·海尔芬(maenchen - helfen)持类似观点,说“铭文是中国人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”,同时认为他已经解读了币上的符号铭文等等。但作铭先生对于密兴·海尔芬的解读提出了疑问,林梅村先生对此也否定意见,指出“在研究过程中在铭文内转写加入了原文没有的字母,并把原有的字母主观的改变为其他字母”,同时将之视为贵霜大月氏人的遗物,这种考释十分牵强。不过,这些学者并未否认这些符号是“外文”或另外一种西域国家文字的观点。综而观之,这些学者一致认为这圈符号是“外文”字母,研究重心也都放在了解读它们究竟是何种外文字母上,以至出现拉丁文、希腊文、安息文、“天竺”货币、仿西域国通用文字等多种说法。然而,问题恰在于,倘若囿于“外文”一说,立论根基完全被弄错了,如此则不论你做出何种解读,均不免纰漏百出,难及事物原本意义。

  首先,在“白金三品”上,除了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、龟等图案外,相同的方形戳印上均有一汉字“少”,恰恰说明它们是有特定含义的。圆形龙纹币背面的方形戳印,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,许多学者还对戳印内容进行释读,或指其为“羌”,或释其为“泉”“币”“爪”“示”,还有的认为是一种符号等等。其实,只要将龙、马、龟纹币上都有的相同戳记,把同出一地的三种遗物联系起来,就不难看出,方形戳印的“少”,不但是汉字,而且是标注了铸币管理机构“少府”亦即简称为“少”的汉字。如果进一步将“白金三品”上的戳印与汉代印章中的字迹进行对比,则可见“少”字的写法和汉代少内、少府丞印、少曲况印的写法是完全相同的(见图三),据此可以明确看出,方形戳记和“少府丞印”的“少”字写法同属于汉代,是典型的汉字“少”。既然是汉字“少”的戳记,那就无论怎样,都不应被看作外国货币。

  其次,“白金三品”最为醒目的币面纹饰,并没有外国元素。“白金三品”分别饰以龙、马、龟,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动物纹饰,而且具有典型的汉代风格。

  必须指出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特别是秦汉时期,儒家思想渐居正统地位之后,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开始风行,汉武帝时董仲舒为有效确定社会统治秩序,大兴“天人感应”观念强化了这种宇宙论,企图把天文、地理、法令政治、人事制度以及形体精神,都纳入一个统一而又相互联系和彼此影响着的宇宙论系统之中。指出这一点很重要,因为这一切正是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根本理据。

  在国家货币意义上,“白金三品”的形制和纹饰,也被赋予了特定的文化意涵,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。龙、马、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就被尊为神兽,传说在伏羲氏之时,有龙马背负“河图”现于黄河,又有神龟背负“洛书”现于洛水,此即《易·系辞上》所谓“河出书,洛出图”,简称“河图洛书”,均被视为“天授神物”。在汉代儒学代表人物孔安国看来,“河图”即“八卦”,“洛书”即“洪范九畴”,认为“河出书,洛出图”无非出自天意,实际上是在为“天人感应”寻找根据,而“天人感应”正是汉代神学的宇宙论基础。

  《史记》在论及“白金三品”来历时,就指出了铸行此币时的文化考量。《史记·平准书》索隐曰:《易》云“行天莫如龙”、“行地莫如马”,《礼》云“诸侯以龟为宝”。龙、马、龟在“白金三品”货币上被作为纹饰加以运用,绝非无根无由,而是负载着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,一个鲜明的事实是,“白金三品”纹饰以“龙马龟”来指代“天地人”,这显然是有特殊的文化渊源和文化取向的。

  第三,“白金三品”形状是“天圆地方”宇宙观的体现。细察历史可知,“白金三品”实为汉帝国用事于西方的瑞应之举。汉武帝将货币外形与“天地人”联系起来,主要考量“用”的效果——天用莫如龙,地用莫如马,人用莫如龟。

  白金三品采用龙圆、马方、龟椭的外形,很符合中国传统的“天圆地方”观念。龙纹为圆形,法天,天乃圆形;马纹为方形,法地,地乃方形;龟纹为椭圆形,既非天,亦非地,法人,其形也介于天地之间,更何况古人习惯上以龟筮预卜人事吉凶祸福,因此才说“人用莫如龟”。

  若更深广地看,中国的方孔圆钱,本来就深蕴着“天圆地方”意识。汉武帝推行“白金三品”,之所以强调“天地人”和谐统一,就是要使这一发行新币的举措与神圣力量相联系,一方面掩饰其变相聚敛财富、摆脱财政困境的目的,另一方面也是顺乎天地,祈求获得赐福和保护,以利国家统治。这大约是铸造龙纹、马纹、龟纹以象征“天地人”的更深层次的动机。再从白金三品的结构来看,天--圆--龙,地--方--马,人--椭圆--龟,亦俨然一副完整的“天地人”宇宙图式,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“天圆地方”宇宙结构的突出特色。

  如果说白金三品货币在设计中,渗透了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,况且作为皇家少府管理下铸造的货币,当然会被视为顺天地、获赐福的国家大事来做,那么显然可以断定,龙纹币上的一圈符号,必然有特定的讲究,绝不会随意为之。

  龙纹币形状圆形鼓面,象征天,这一天象图式,实为对当时“盖天说”的微型模仿,与1977年在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星盘形状相似(见图七)。龙纹币铸造的一圈符号,看穿了,就是二十八宿的星相符号。二十八宿,每个方位上各七个星宿。包括:东方苍龙——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;北方玄武——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;西方白虎——奎、娄、胃、昴、毕、觜、参;南方朱雀——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张、翼、轸。将龙币上的符号,与1987年4月发现的西安交大西汉壁画墓中位于墓葬顶部的天象图作一比较,很容易发现,两者的形状和布局非常相似(见图四、图五)。西安交大汉墓发现的壁画星图,是目前所见我国最早的示意性质的圆式天文星图亦即“盖图”,这一发现把我国绘制全天星图的可靠历史提前到了公元前一世纪。龙纹币上的符号与交大汉墓天象图,不仅二十八宿位置完全相同,而且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日、月位置,在龙纹币上用二个戳印“少”字代替,这一“少”字代表了铸币最高的管理机构少府,实际上同时也象征着皇权至上。究其符号与星象的对应关系,龙纹币二十八宿星象图式中有21个与西安交大汉墓星象图恰能对应符合。比如:毕宿为8颗星,其状如乂,状如掩兔之毕。据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载:“有捄天毕,载施之行。”朱熹注:“天毕,毕星也,状如掩兔之毕。” 《礼记·月令》亦云:“孟秋之月,日在翼,昏建星中,旦毕中。”《尔雅·释天》郭璞注又说:“掩兔之毕,或呼为浊,因星形以名。”觜为三星,形状为角状的鸟嘴,这一点《礼记·月令》“仲秋之月,日在角,昏牵牛中,旦觜觿中”的记载,也恰与《史记》一致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:“参为白虎……小三星隅置,曰觜觿,为虎首,主葆旅事”。

  从这些记载看,或者说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看,毕宿形状为掩兔之毕,觜宿为角状的鸟嘴,若选用抽象的符号表示,显然“v”形最恰当不过,而“v”形事实上又与龙纹币上的符号是完全相符的(见图八、图九)。进一步看,如果在龙纹币苍龙的第一个角宿和玄武的最后一个壁宿连一条直线,那么,刚好可以将整个圆形的龙纹币面一分为二,而且也可均匀地分为4个等份,这正好代表了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四个方位。

  由此,可以肯定无疑地说,圆形龙纹币是圆式天文星图“盖图”形式,其上面的一圈符号,显然是全天星图中的二十八宿的星象图。

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“毕宿”交大汉墓天象图中的“毕宿”

  三、汉代白金三品与早期丝绸之路有关

  汉武帝开始铸造“白金三品”是在元狩四年(公元前119年),而在此之前,张骞曾已经两次出使西域,主要目的是开通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贸之路,也就是后人所习称的“丝绸之路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就在此两年之前,汉武帝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,张骞出使西域带着史诗般的功绩,刚刚回到长安。张骞的西行足迹远至安息,一路考察西域各国情况,所获颇多,回到长安后,他向汉武帝做了详细禀报。《汉书·张骞传》云,“骞身所至者,大宛、大月氏、大夏、康居,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,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”,并且分析了汉王朝与这些国家交往通商等价值。其结果无疑是促成了丝路商贸的繁荣,正如《汉书·西域传下》所载:“武帝感张骞之言,甘心欲通大宛诸国,使者相望于道。”

  显然,张骞对西域各国情况的描述,极大地刺激和增强了汉武帝与西域交往甚至征服西域的欲望。人们发现,就在这一时期内,汉武帝曾向西域大肆用兵,实非偶然。由此也不难发现,这一时期也正是汉帝国对西域高度关注的时期。据记载,西域诸国每行用一种货币,都是以“王面”为其图饰。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记载张骞自月氏回到长安,向武帝讲述在西域的见闻,就谈到了安息国使用银币的情况,说“安息以银为钱,钱如王面,王死辄更钱,效王面焉”。《汉书·西域传上》亦云“钱货、兵器、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……其钱独文为人头,幕为骑马”,同时记载安息国“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,幕为夫人面;王死,辄更铸钱”。

  毫无疑问,这些西域钱币信息的获得,对汉武帝的货币改革,应该是产生一定影响的。尽管汉武帝在元狩四年进行这一次货币改革,没有直接将人面铸为纹饰,但却也采取了象征性手法,以龙纹作为天子的象征,龙飞云衬,铸于钱面,并且还采取了与中国传统铸币不同的货币材质和铸币形制,不得不承认“白金三品”与早期丝绸之路货币,的确具有一定的联系。

  (2016年12月13日5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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